因果與醫學交響曲

當韓第遇見新慈善家

作者／ 查爾斯．韓第 (Handy, Charles)

出版社／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序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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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爾斯和伊莉莎白．韓第

「布施」（gaenerosity）這件事又流行起來了。二○○四年年終，東南亞發生大海嘯災難事件後，從英國及其他富有國家蜂擁而至的大量捐款，就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展現了近年來在富有的已開發世界所形成的一種同情及慷慨的新心態。《時代》雜誌選上比爾蓋茲夫婦和U2合唱團的搖滾歌手波諾（Bono）為二○○五年「年度風雲人物」，正契合了這種時代氛圍。《經濟學人》也隨之跟進，在二○○六年二月號，該刊針對慈善事業做了一項調查，並且創造了「慈善資本主義」（philanthrocapitalism）這個新詞。

    新布施主義

    正如那篇文章的作者馬修．畢夏普（Matthew Bishop）所說，「富豪名流競相慷慨解囊的風氣，從來沒有這麼流行過。」他指出，這股布施新熱潮不只限於北美地區而已。在印度，如資訊系統（Infosys）、威普洛（Wipro）和Dr Reddy’s的有錢老闆們，也加入了根基較深的Tata、Birla，以及Bajas等慈善企業家族的行列；至於拉丁美洲的情況，畢夏普則引述了瑞士銀行（UBS）馬丁．利奇提（Martin Liechti）的說法指出：如今不管誰發了財，都會有一套布施計畫。在俄羅斯，石油大亨羅曼．阿布拉莫維奇（Roman Abramovich）捐了好幾百萬，去改善他治理下的西伯利亞楚科奇（Chukotka）自治區的生活條件。歐洲也不落人後。例如德國，過去十年來慈善基金的數目就成長了三倍。更令人注目的是，在二○○六年六月，全球第二富翁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宣布，他將把自己辛苦掙來的財富中三一○億美元捐給蓋茲夫婦的「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基金會」（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這筆錢也讓該基金會的規模很快的就擴增一倍。

    美國素有重視回饋的傳統，尤其認為人一旦發達了，就應該支持曾經讓他受益的組織，以便它能繼續提攜後進。所以，過去公益捐獻大都流向了宗教組織，或者要不贊助獎學金，就是支援歷史悠久的學校或學院、資助醫院成立新部門、協助美術館的收藏或歌劇院的演出。羅伯．瑞奇（Robert Reich）就曾在史丹佛大學期刊《社會創新評論》（Social Innovation Review）中說，「我們不該再跟自己開玩笑了，以為慈善和公益事業針對窮人做了很多事。」但《時代》雜誌說，情況到了二○○五年變得很不一樣。這是「重新為布施下注腳的一年，因為美國終於從對待世上窮人一直很冷漠的態度中驚醒了過來」。凱瑟琳．傅爾頓（Katherine Fulton）在對慈善事業的最新報告中，也表現得很樂觀，她說，「只要百分之五到十的新億萬富翁能對他們的公益捐款更有想像力，他們就能在未來二十年內改變慈善事業的面貌。」

    英國的公益表現總是落在人後，每人的年平均捐款只有二二六英鎊，而美國卻有六百英鎊。英國在二○○三年的個人慈善捐款總額為七十二億英鎊，這與他們花在賭博上的金額差不多，而其中百分之五捐款者所捐獻的錢即超過了總數的一半，而遺產和慈善信託基金又占了總數中的三十億。

    英國人比較吝嗇的原因很多。譬如，過去大約一百年以來，英國真正很有錢的人比更上一個世紀來得少，而且英國稅制似乎從來就不像它的對手美國那樣，對慈善捐款那麼願意鼓勵。因此，美國的慈善捐款很多都是計畫性捐款，英國人的捐款卻大多是小額捐款，經常是在街頭募來的。也許還有個原因，就是當福利國家制度在歐洲興起之後，人們就把市場照顧不到的這種需求留給國家去照顧了。就像有人詢問一位企業大亨為什麼沒有捐更多錢時，他回答說，「我已經繳了稅，不是嗎？」

    英國人和多數歐洲人一樣，傳統上比較喜歡捐出他們的時間而不是金錢。如今大約有兩千六百萬英國人（約占全英人口的一半），會為一些公益性服務做志工。有些人的態度要比其他人認真。在這類捐獻時間的慈善家中，我們找到了一個代表性人物丹尼爾．邁克拉斯基（Daniel McCloskey）醫生。他為了自己協助創立的「非洲醫療夥伴基金」（Africa Medical Partnership Fund，簡稱Afrimed），奉獻了他工作外的所有時間，以便找出在英國醫院可能已經過時，但在非洲蘇丹卻仍迫切需要的醫療設備。然後在他的指揮下，Afrimed會把這些設備運往蘇丹醫院，再由邁克拉斯基在當地親自監督安裝，所以他每年需要利用本來屬於自己的假期前往蘇丹三次。英國有很多這種默默奉獻的志工，不過捐獻時間也需要有金錢在背後支持，才能真正發揮效果。

    如今有些徵兆，顯示英國的行善事業也有了改變。慈善工作正逐漸流行起來。《觀察者》（Observer）雜誌的克莉斯汀．歐頓（Christine Odone）評論，在今天的社會裡，施比受更聰明。菲利浦．伯瑞斯佛德（Philip Beresford）還在他的《週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財富名人榜後面，附了一張名人捐款清單。他同時注明，雖然在一九八九年時，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公益捐款來自繼承的財產，只有百分之二十五來自捐款人自己賺的錢，可是如今情況已反過來，有百分之七十五來自捐贈者自己賺到的錢；這個現象，在泰瑞莎．羅德（Theresa Lloyd）為「英國慈善組織」（Philanthropy UK）所做的「富人為何布施」調查中，也得到了印證。

    羅德在那份報告中指出，她訪談的慈善家中有七成是靠自己賺進財富，其中一半是創業家，另一半是專業人士。英國的創業家們再度誕生了，而且好像也愈來愈慷慨。這些捐獻者與過去不同，他們想要參與並發起慈善工作，而不只是回應要求而已。「高參與」（high engagement）這個詞也因此應運而起。

    這些新布施者裡包括最耀眼的國際名人，像是波諾和蓋茲夫婦，後者的三一○億美元基金是史上最大的公益基金（而且規模還即將加倍）；或是像Google的創業搭檔賽吉．布林（Sergey Brin）和賴瑞．佩吉（Larry Page）就表示，他們希望有朝一日能透過慈善之手，「企圖為全世界最嚴重的問題提供解決創意和大量資源」，並且希望這些貢獻甚至比Google本身對全世界的意義更大。

    〈摘錄自本書前言----查爾斯和伊莉莎白．韓第 / 二零零六年於諾福克和倫敦〉